旁听者说丨三年九开庭：一个“不大”的案件为何审成一地鸡毛？

  从涉案金额看，这绝非什么惊天大案：指控受贿8.7万余元，诈骗4.2万元，合计不过十余万元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“小案”，却上演了一出历时三年、九次开庭（不含多次庭前会议）、三次重组合议庭、三次更换承办法官、六次报请最高法延长审限的荒诞剧。被告人吞药抗争、父母被拒法庭门外、律师举证受阻、关键录像“失踪”……一场本应严肃庄重的司法审判，为何演变成了一场鸡飞狗跳、一地鸡毛的闹剧？

  审限制度形同虚设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，此类案件审理期限通常为两个月，至多三个月。即便符合特定情形，经上一级法院批准可延长三个月。然而，郯城法院竟先后六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限，累计延期长达18个月。既非死刑复核，亦非涉黑涉恶集团犯罪，一个基层村干部的个案，既不符合“可能判处死刑”、“重大犯罪集团”等法定延期条件，也不属于“案情特别重大、涉及国家重大利益”的特殊情况。这种“以延代审”的操作，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漠视，更是对司法效率的公然嘲讽。

  开庭次数刷新纪录。从2023年12月第一次开庭，到2026年2月26日即将到来的第九次开庭，两年多时间里，法庭成了拉锯战的战场。平均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开一次庭，每次开庭少则一两天，多则一周。如此高频次的开庭，并非因为案情复杂难辨，而是因为关键证据始终无法质证、非法取证无法排除、程序违法无法纠正。庭审不再是查清事实的过程，而成了消耗当事人意志的磨盘。

  证据链条千疮百孔。辩护人多次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，以核实供述真实性、排除非法取证可能，却屡遭法庭拒绝。公诉方仅以22份语焉不详的“情况说明”试图掩盖取证瑕疵。这22份由郯城县纪委监委出具的说明，暴露出疲劳审讯、选择性记录、虚假签名、冒名代签等严重问题，却被统一以“工作繁忙忘了”为由搪塞。当关键证据成为“禁区”，当“忘了”成为违规的挡箭牌，庭审便失去了查清事实的基础。

  据陈祥家属讲：案发前，陈祥因实名举报新河社区书记黄立勇在副镇长竞聘中学历造假，触动了地方利益链条。随后，他便迅速从举报人变成了被告人。公诉机关对诈骗罪的审查起诉仅用1天，未充分听取辩方意见便仓促提起公诉；案件进入法院后，久拖不审、审而不决，从取保候审转为逮捕，直接诱因正是陈祥坚持要求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、拒绝配合走过场庭审。

  更令人痛心的是被告人的绝望抗争。2026年1月，为抗议关键证据不予出示，陈祥吞服大量安眠药，经抢救两日才苏醒。这一极端行为，是一个公民在司法救济渠道受阻后的无奈呐喊，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沉重拷问。

一地鸡毛之后：法治信仰的重建

  “鸡飞狗跳”的庭审，换不来“风清气正”的判决。唯有回归法治轨道，严格依法办事，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阳光审视，才能让这起“一地鸡毛”的案件真正尘埃落定。